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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內容主要包括：一，“新革命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率先提出新革命史學術概念，宣導使用常識、常情、常理以及相關學科理論對中共革命史進行重新審視和研究，以呈現中共革命的運作形態尤其是艱難、曲折與複雜性；二，中共革命與鄉村社會的互動關係。對土地改革中的農民心態、農民參加革命的動機、革命策略與傳統制約等經典問題，提出了新的解釋；三，中共革命的其他面相。對中共革命的理論依據、革命動力、革命傳播以及中共革命形象等問題，進行了描述和分析。

自序

第一編

向新革命史”轉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與突破

再議“新革命史”的理念與方法

“新革命史”：由來、理念與實踐

從“問題”到難題:“中共革命勝利來之不易”一解

抗日根據地的“關係”史研究

第二編

農民何以支持與參加中共革命

土地改革中的農民心態：以1937-1949年華北鄉村為中心

“理”、“利”、“力”：農民參軍與中共土地改革關係考

革命策略與傳統制約：中共民間借貸政策新解

衝突與和解:一九四八年沂蒙解放區的抗旱救災與祈雨事件

第三編

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農村經濟主張

論抗戰時期張聞天主持的晉陝農村調查

堅持:抗戰時期冀中區堡壘戶的形成、使命與困境

讀者與報紙、黨政軍的聯動：《晉察冀日報》的閱讀史

外國記者的革命敍事與中共形象

李金錚，河北獻縣人，現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兼任教育部歷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史、經濟思想史、革命史研究。出版有《傳統與變遷：近代華北鄉村的經濟與社會》《近代中國鄉村社會經濟探微》《民國鄉村借貸關係研究——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為中心》等專著。研究成果在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獲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等省部級獎10餘項。其對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被稱為“創造性地提出了‘新革命史’研究理念，……可謂對中國革命史研究學科理論建設和實踐發展的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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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農民不僅不領土改翻身的情，還對參軍進行了規避和抵制，最常用的方法是逃跑。在冀中區，1947 年，定北縣擴軍中，當區幹部到村時，有的村莊的房上廣播筒就大喊「 又來了」、「 又來了」 ，於是群眾大跑一陣子。當幹部離開村，還沒走遠時，廣播筒又到房上大喊「 走了，回來吧」 。 在望都縣有的村集體逃跑，二區6個村逃跑了一百六十餘名，有的到保定參加了敵軍。 束鹿縣西良馬村，有的為逃避參軍，到鐵路工程處去當工人。1948 年，無極縣某村，青壯年挖洞藏起來不露面，西關有三、四家跑得只剩下老人。有的地方還發現，青壯年到親戚朋友家暫避一時，或者做小買賣不歸，饒陽縣北善社區就多到冀南去劁豬。

除了逃跑以外，還有人以裝病乃至造病、自殘的極端方式，來逃避參軍。 面對戰爭死亡的威脅，也許這就算不得殘酷了。如冀中區， 1948 年擴軍中， 無極、新樂、束鹿等縣都發生了青年鍘去手指的事。 在冀南區， 1947 年威縣擴軍，僅據 10 個村的統計，鍘掉手指的就有 7 人，跳房摔腿的 2 人，尋死的 1 人。在北嶽區，淶源縣擴軍，一區、三區、四區 6 個村莊有 6 人自造殘廢，有的剁手，有的剁去右手指，有的剁去右手食指一節，有的用石頭砸碎右手食指，有的剁去左腳指頭。在易縣，每到擴軍就有人裝病不起，如趙崗村盧介林已裝病數次，西趙莊村有人自抗戰以來即裝腿疼、裝癱子。鳳凰臺村刑世如在群眾大會上公議後，當即把右食指砍掉。呂村黨員王玉才在村支部大會 上傳達了擴軍任務後，用槍打掉了一個手指。甚至有人說：「 切了後就不去當 兵，只是扣押一些時候，這是便宜」。1949 年，阜平縣凹寧村，為了逃避 當兵，有的自造瘡，有的用針將腿上刺破，用蒜抹上，馬上紅腫。井陘縣泉頭村，有的偽造生殖器有病，裝其他病的也不少。獲鹿縣邰營村、南杜村、南甘子與阜平縣炭灰鋪等，都發生砍手指、鍘手指的現象。

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农民不惜将现有的财产挥霍浪费。对属于自己的东西爱如生命是人的天性，生活艰难的农民尤其如此，但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他们不仅对斗争来的果实有吃光喝净之势，即便是原来属于自己的财产也不加珍惜，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财产有可能变为他人的财产。

冀中区1944年定南县的减租运动中，有的村子斗光吃光，市庄村一下子吃掉5900多斤白面，菜金10万多元，猪3口。冀鲁豫区第八至十分区，因“社会长期波动，各阶层（特别是广大农民）生产情绪降低，产生大吃二喝浪费挥霍的风气”。不过，就总体而言，抗战时期的相关记载尚少。解放战争时期，此类事例明显增加。董必武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指出：“社会上的积蓄在土改中大量被消耗了……有些地区中农在土改中，也故意消耗他们自己的积蓄。＂武安县十里店的中农就表示：“如果那样的斗争还搞下去，咱们大家或迟或早都会被斗争。谁能免得了呢？出力劳动是为别人干的。这样下去，还不如把自己的吃光喝光呢。”冀鲁豫区的“中农怕斗争、均地，贫农怕倒出果实……大吃浪费，很老实省吃俭用的农民也到集上去吃肉，一集卖25个猪”。冀东区卢龙、丰润等县，1946年发生“吃喝拉大队”现象，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打着大旗，拉着队伍到各村杀猪宰羊，大吃大喝。北岳区阜平县，1948年农民害怕秋后再分配土地，一时间卖牲口卖羊大大增加，仅七区上庄就卖牲口20多头，卖羊1000多只。一些农民热衷吃喝，要钱闹牌。

那麼，是否說強迫農民參軍與土地改革之間沒有任何聯繫呢？如果從土改翻身和農民自願參軍而言，二者之間的確沒有關係，但從土改運動所發生的政治社會變動而言，又是有聯繫的。因為通過土改，共產黨政權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摧毀了傳統地主勢力和宗族勢力的根基，建立了新型的政權組織，從而實現 了對農村社會的全面控制。這是清末以來歷屆政權企圖建設，但一直沒有完成的目標。土地改革所呈現的「 紅利」 ，不僅僅表現在普通農民得到了土地和果實、政治與社會地位提高，從而擁護和支持中共革命，並有部份人積極投身革命，還表現在它有利於中共政權對社會的控制及社會資源的動員，應該說這是 土改的最大紅利。這個紅利，在中共革命時期，表現為動員農民參軍、支前和交納錢糧，其中也包括「 迫」 使農民參軍的外力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直至今天，這一紅利的效應仍在延續。

从以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矛盾和冲突的解决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共政权避开了与传统天命信仰的直接冲突，没有一味斥责群众祈雨和殴打区干部的行为，而是首先说明政府对群众的痛苦感同身受，共产党是和群众站在一起的，进而用“坏分子挑唆”这个理由，巧妙地解释了部分群众暂时疏远党的原因，将一场党群关系的冲突转化为阶级矛盾的对立。除此之外，中共还借助传统的伦理观念和人情关系，进一步拉近了群众与党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强调共产党为民服务的宗旨，民众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共产党。这样一种革命话语下的情感动员，缓解乃至避免了群众对共产党干部的反感情绪。

书籍介绍

本書內容主要包括：一，“新革命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率先提出新革命史學術概念，宣導使用常識、常情、常理以及相關學科理論對中共革命史進行重新審視和研究，以呈現中共革命的運作形態尤其是艱難、曲折與複雜性；二，中共革命與鄉村社會的互動關係。對土地改革中的農民心態、農民參加革命的動機、革命策略與傳統制約等經典問題，提出了新的解釋；三，中共革命的其他面相。對中共革命的理論依據、革命動力、革命傳播以及中共革命形象等問題，進行了描述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