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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1974年12月去世至今，三十年过去了，人类历史又跨过了一个世纪，进入了新的对世纪。人类社会总是在按照自己的逻辑缓慢地往前发展，但也总是一步一步地在进步。

顾准去世以后的这将近三十年间，我曾陆续写过一些有关顾准的文章，散见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早就有这样一个心愿，想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出版一个集子，既作为一种纪念，也可为读者提供一些检索的方便。三四年前，北京的一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便把已经编好的稿子交了去，谁知该社的总编认为内容重复，要责编重新改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时罗银胜、高建国著的《顾准传》已先后出版），这显然和我原意大相径庭，往复几次，不能达成一致，最终只能以撤稿作罢。去年（2002年）年初，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负责同志获知此事后，善意地为我介绍一家出版社，我满以为这个集子的所有文章，都早已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应该木会存在什么窒碍。大约半年之后，经探询，告以上交任务重等等，迟迟未能发稿；我当然能够予以理解，不想强人所难，也就把稿子拿了回来。

顾准几次蒙受厄运（尤其是最后一次），在他和我通信中，常常以“白虎星”自称、自责，这种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作为父亲，不能为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反而因为自己的缘

故，使孩子在同学中受到歧视，甚至遭到凌辱，这种情况，顾准是不知道、或者木会完全知道的。但是，孩子的心灵却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作为父亲、母亲，明知自己受到的是不正当的对待，但是孩子这时还小，能够把真实的情况如实地向孩子明说么？孩子能理解么？如果孩子稍稍有一点反抗的表示，不是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么？“文革”时期，这是一个黑白完全被颠倒的年代，迷信盛行，谬误被说成真理，铺天盖地，势如千钧，谁要是对它有丝毫怀疑，就立刻会被压成美粉，为了保护孩子，做母亲的只能按照当时实行的划清界线的要求来教导孩子。但是当真理终于昭然重见天日，知道自己犯下了错误，孩子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在这里，我愿意郑重地宣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不应当由顾准的孩子来背，应当由“文革”这个时代来背。

“三反”以后，顾准从上海调去北京，我除了利用去北京开会的空隙，有机会和顾准短暂的晤见外，平时很少相见，通信也不多（除了1973、1974年这两年特殊例外），和项准的孩子见面更少，相互作倾心的交谈更可说没有，我所知道的关于他孩子的情况，都间接来自他们的父亲顾准，作为他们的长辈，应当坦率地说，我对他们的关心是很不够的。在顾准去世前后，我对顾准孩子的态度也确有情绪化的地方，所有这一切，我恳切希望：愿它化作烟云，随风飘散吧！

序

我与顾准

顾准传略

我所知道的顾准与“三反”

顾准的最后十年

顾准和他的儿女们

顾难的家庭悲剧

顾准的妻子――汪壁

《希腊城邦制度》读后记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

从诗到散文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出版追记

《顾准文集》序

《顾准文集》出版前后

关于《会计原理》出版的追记

我不过为恢复顾准的形象作了一点努力

――《顾准寻思录》序

陈敏之是顾准的胞弟，又是《顾准文集》的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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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顾准1974年12月去世至今，三十年过去了，人类历史又跨过了一个世纪，进入了新的对世纪。人类社会总是在按照自己的逻辑缓慢地往前发展，但也总是一步一步地在进步。

顾准去世以后的这将近三十年间，我曾陆续写过一些有关顾准的文章，散见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早就有这样一个心愿，想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出版一个集子，既作为一种纪念，也可为读者提供一些检索的方便。三四年前，北京的一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便把已经编好的稿子交了去，谁知该社的总编认为内容重复，要责编重新改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时罗银胜、高建国著的《顾准传》已先后出版），这显然和我原意大相径庭，往复几次，不能达成一致，最终只能以撤稿作罢。去年（2002年）年初，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负责同志获知此事后，善意地为我介绍一家出版社，我满以为这个集子的所有文章，都早已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应该木会存在什么窒碍。大约半年之后，经探询，告以上交任务重等等，迟迟未能发稿；我当然能够予以理解，不想强人所难，也就把稿子拿了回来。

顾准几次蒙受厄运（尤其是最后一次），在他和我通信中，常常以“白虎星”自称、自责，这种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作为父亲，不能为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反而因为自己的缘

故，使孩子在同学中受到歧视，甚至遭到凌辱，这种情况，顾准是不知道、或者木会完全知道的。但是，孩子的心灵却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作为父亲、母亲，明知自己受到的是不正当的对待，但是孩子这时还小，能够把真实的情况如实地向孩子明说么？孩子能理解么？如果孩子稍稍有一点反抗的表示，不是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么？“文革”时期，这是一个黑白完全被颠倒的年代，迷信盛行，谬误被说成真理，铺天盖地，势如千钧，谁要是对它有丝毫怀疑，就立刻会被压成美粉，为了保护孩子，做母亲的只能按照当时实行的划清界线的要求来教导孩子。但是当真理终于昭然重见天日，知道自己犯下了错误，孩子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在这里，我愿意郑重地宣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不应当由顾准的孩子来背，应当由“文革”这个时代来背。

“三反”以后，顾准从上海调去北京，我除了利用去北京开会的空隙，有机会和顾准短暂的晤见外，平时很少相见，通信也不多（除了1973、1974年这两年特殊例外），和项准的孩子见面更少，相互作倾心的交谈更可说没有，我所知道的关于他孩子的情况，都间接来自他们的父亲顾准，作为他们的长辈，应当坦率地说，我对他们的关心是很不够的。在顾准去世前后，我对顾准孩子的态度也确有情绪化的地方，所有这一切，我恳切希望：愿它化作烟云，随风飘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