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不到岸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 杨国强著 重现晚清末期至民国初年时代的思想政治与社会 中国近现代史书籍 2025 chm pdf kindle rb azw3 下载 115盘

《两头不到岸: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由杨国强著

自序

一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从守旧的一边倒到开新的一边倒1/二 “尽去旧法”与一个没有本体与本位的中国8/三 扶摇飘荡的过渡时代14

第一编 科举停置与后科举时代的知识人

第一章 天下有事功名多途和晚清科举人仕的逼仄3

一 内忧外患交迫和晚清的保举捐纳3/二 正途和异途：由各分一路到漫漶莫辨14/三 异途淹没正途和科举人仕的逼仄26

第二章 千年历史的一朝终结：科举造就士人和士议倾覆科举39

一 科举制度的内在偏失及其延续千年的历史理由39/二 变法与科举58/三 “世局原随士议迁”：人才出自学堂和学堂推倒科举74

第三章 学堂与社会之间：晚清末期的兴学和毁学94

一 诏旨兴办学堂与民间社会的罗掘俱尽94/二 兴学与毁学102/三 公平的失落：学堂与贫富之界的衍化和固化105/四 阻隔深重：学堂中人与大众之间的俯视和嫉视111

……

第二编 科举停置与后科举时代的政治和文化

第三编 清末筹备立宪和民初的共和困局

第四编 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

附录

蔡元培的文化品格和民初中国的新文化

后记

杨国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尤其侧重于晚清知识分子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史的研究。

代表作品有《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脉延的人文》《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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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徐楚院学博善迁，乡荐后困于公交车，家徒壁立，以命之学游历江湖三十余年。尝富吾里北宫，每为人论一命，无贵皆取百钱，题一诗简端云：“若肯妄为些子事，何须更泛孝廉船儿童莫向先生笑，强似人间造孽钱。”后官天台教谕，卒于任。

由晚清开始的这个过程在民国的一路延伸，既实现于一个一个变革之中，又直接地而且最终地倾翻和湮灭了一个一个变革。而后是“断潢”和“绝港”之间举目四顾的一眼望不到尽头，以及身在此中，扼腕以哀国运的感慨唏嘘。与梁启超的这段话相隔九年，又有孙中山统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起落跌扑，而夹叙夹议之间发抒的同样是一派感慨唏嘘：

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像这样看来，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

革命造就了民国，然则以“中国十三年的革命”为“完全失败”，陈说的也是十三年来的民国始终在两头不到岸之中。生当清末民初之间而际会风云，梁启超是一个与风云相件伴的人，孙中山也是个与风云相伴的人。他们的话都说明，20世纪初年的中国人是在两头不到岸中走向共和的，迨共和一经由理想转变为事实，则共和自身便不能不成为这个过程里的一部分，并因之而四面局蹐、在跋前踬后中失掉了相，最终异化为“一个空名”。于是追述民初的共和，便常常要深作翻掘而溯其由来，走人那一段两头不到岸的历史之中。

以其性质而言，这些民变同归一类，皆属自发而起；论其地域之布列，又是南北东西一时俱起。自发说明了主动性和直接性，俱起说明了广泛性和普遍性。因此，其一时一地的聚众而争虽然此起彼落，实际形成的却已是一种总体上的大规模和大震荡。当日《东方杂志》曾以“毁学果竟成为风气耶”立题目，四顾天下说：“自无锡毁学之事起，四川、江西，旋亦有毁学之事。今则广东毁学之事又见矣”，〔6）指述的正是这种汇集的规模和远播的震荡。学堂推倒了科举，但取代了科举的学堂在中国的产生和形成，自始即已把发端于“作育人才”的事业实际地转化为“吾民长负”之苦累了。因此，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这种自上而下地推行兴学，同时又在以其触发的社会矛盾，自下而上地打破了先期预设于这个过程之中的那一套道理和构想，而后是当日的兴学声势浩大，而意愿与结果之间全然不相对称。

在社会自下而上的有序流动停歇之后，底层小农为困苦所逼而化为兵匪，从而由四民之内移到了四民之外，就这个过程中的一种身份变为另一种身份而言，其实同样是在作社会流动。昔日自下而上的有序流动曾成为下情上达的路径，与之相对照，这种不在官家臂力所及范围之内的横向社会流动，则既是无序的，又是发生于政府之外，并与政府相格相抗为当然的。因此从自下而上的有序社会流动变为一路横移的无序社会流动，其起于自发、盲目而走向横决和“强暴”的生生不息，既已一时俱见于南北东西的民间社会，而实际反映的，则正是那个时候上下隔绝之间的一种各自一逞的民意表达。各自一逞并不能算是自觉的表达，但却以真实的表达和事实的表达，既反照了民间之“冤苦莫诉，较之前清末季”的“万万有加”，又说明了持有国家权力的政府因其没有了流动的开放，已成了一种没有社会基础的政府。

在农村之外，同一个时间里聚合于城市之中的新知识人、报章杂志、社团组合、思想潮流、社会运动，以及舆论滔滔、横议杂出，也在上下隔绝之间表达其心目中的是非善恶，与执政的当道一方立异。这些都是历史中国所未曾有过的社会力量，以此为主干，城市成了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的中心和重地。作为对比，农村没有新的社会力量，因此“良好之农民，化而为强暴之兵匪”，就其多数而言，虽是身在这一段历史变迁的因果之中而不由自主，但其沿自发、言目人于“鱼肉乡民、扰乱社会”，则是已身受这个世界之困苦的同时，又在为这个世界再造困苦。

与同时舆论的集矢于武人相比，他们的通电对军阀和内战的掊击所表达的痛恶，在程度上应当是等量的。然而在同时的舆论里，他自身又都因以兵对兵的“干戈相寻”而被指为军阀，并都被置于保诋痛诟之列。而后是作为个体的“热泪时挥”和“省愆于往日”，便与作为拥兵者的“萃久练之兵，为相煎之用”共存于一人一身，构成了一种深刻而明显的矛盾。若以相近的时间里江苏督军齐燮元通电主张“军人不得与议，预杜干政之渐”；江西督军陈光远通电引“非废督不足以铲除内乱，非裁兵不足以整理财源”以陈述“人民心理所欲言”为实例，又具见身在这种矛盾之中的军阀实不止乎一人二人。由此显示的，是作恶的军阀本非全然不知善恶之分，以及作恶的军阀也常常徊徨于善恶之分。因此，这种矛盾的存在，正说明民初中国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的“以不义之徒，执杀人之器”，不是单单用人性之恶和品类之贱便能够说尽其间之因果的。而用依样画葫芦为比方，以刻画十多年里南北军阀的此起彼落。和此起彼落中的后车之轨辙同手前车，则其前后之间的“竟无他种画法”，又说明军阀虽各操“杀伐驱除之柄”，其自身却都产出于同一个历史过程，并始终只能存在手这个历史过程之中和归属于这个过程之中。所以，不同的军阀用同一种画法画葫芦，反照的正是同一个过程一经形成，便成了既定的社会状态和人力之外的社会状态。辛亥以来的十五年里，军阀成了共和的反面，但以“竞无他种画法”为观照，显然是穿过一个一个盛衰无常地兴灭于乱世之中的军阀，共和所面对的其实是这个产出了“武人世界”，并使之得以不断复制和延续的历史过程。这是一个混沌杂乱的过程，但又真实地制宰了民国的开端。复制、延续和混沌杂乱的背后则都是因果推衍因果。

当武力正在恢张之日，以这些话观照世相，则武力所表达的，其实是形成和累积于晚清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离心力。这种离心力以其一时勃发助成了革命，并因此而获得了一种与革命同源的外观。但就本性而言，离心力因自发而无定，因无定而盲目，其起端和结果都在革命之外。所以，在辛亥年造成的土崩瓦解四面蔓延之际，革命以共和之宗旨，曾经为没有了“向力”的中国提供了一种向心力，于是而有民国之取代帝制。然而作为一种自彼邦引入的学理，共和所成就的向心力又只能是一种观念上的向心力，从而常常是一种见之于文电和论说之中的向心力。与这种以观念为主体和表现方式的向心力相对比，则是养成于晚清，而且盛涨已久的地方主义和同样养成于晚清，而且正在卷入政治的军队因天下鼎革而一时俱起，并在革命之后合流于土崩瓦解之中，使累积于历史过程中的离心力喷薄而出。而后是在向心力“不足以相维”的时代里，这种根脉虬结于中国社会变迁之中的离心力，便以其更直接和更广泛的影响力与牵动力，实际地主导了民初中国的历史过程。

谭延闿从文人演变为武人的不由自主，正典型地说明身当其时的绅界中人、军界中人、党人、学人其实都在这种因自发而无定，因无定而盲目之中，一面为天下造动荡，一面又为动荡所摆布，承前接后遂“竟无他种画法”。而共和面对这个由离心力主导的历史的过程，实际上便是不能不面对一个因四分五裂而无从共和的中国。

书籍介绍

秦汉以来的二千年历史中国在西法的冲击下新旧蝉蜕，失其本相。但西方人的办法没有解决中国人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过程，却又为中国人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所以，由变法开始的过渡时代，实际上成了最亢激的时代、最不安定的时代、最茫无端绪的时代和最趑趄徊徨的时代。

——杨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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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家杨国强教授最新力作。他以隽永的文笔带领读者走入20世纪初年的历史场景，重现晚清末期至民国初年这一过渡时代的思想、政治与社会：数千年来的历史中国在层层分解中走向支离破碎；时人以变应变、各自恢张的新法和西法在现实中国却一败涂地。这期间，科举停置、变法立宪、辛亥鼎革及新文化运动等重大议题次第登场，以前所未有的广泛程度造就了一种“速成的现代化”。作者透过这一段历史的矛盾、错杂、人物之多变和世事的纷乱，寻究这种激变、剧变挟前所未有的烈度和深度造成断裂、脱节、摧折乃至四分五裂的由来、内涵和结果。